世界四大传统医学，一是围地中海发展起来的希腊医学，二是从恒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印度医学，三是从尼罗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埃及医学，四是从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中医学。在这四大传统医学中，独占鳌头，有理论，有实践，至今仍系统而完整存在的唯我中医学。

公元2世纪，东西半球上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位医学巨匠——盖仑（130~200）和张仲景（150~219），以他们为标志，中西医彻底分道扬镳。盖仑在解剖学的基础上，把西医学引入微观，成为现在庞大的西医学。张仲景却从易学含三而一的观念出发，把中医引向宏观，创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，成为中医临证的圭臬。

中医学和西医学既是对立的，又是互补的。中西医各自的定位完全不同，在坐标系的原点完全不同。西医的原点在疾病，中医的原点在病人，中医重宏观，西医重微观，中医重整体，西医重局部，中医重辨证，西医重辨病，西医重结构，中医重功能，中医用的是天然药物，西医用的是化学合成药物。中医所研究的是人学，不是人体学，诊治的是病人，不是诊治疾病，是治疗病的人，不是治疗人的病。这是中西医的重大区别所在。中西医又是互补的，有部分疾病，运用西医的方法处理较好，有部分疾病，运用中医的方法处理较好，对于未病，欲病，多个器官，多个组织，多个系统的功能低下，用中医的方法好；对于器质性疾病，手术范围的疾病，则用西医方法较好。中西医各有侧重，谁也不能取代谁，正如中餐和西餐，不能相互取代一样，二者都有存在的必要和实际需求。

战国至三国时期，曾经发生多次大疫，从公元8年至253年的200余年间，有记载的大疫就有18次之多，《三国志》曾记载16次疫病流行，尤其是东汉末年，战争频繁，人民颠沛流离，伤寒病流行。《说疫气》谓：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，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。”《伤寒论·序》中“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。建安纪年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。”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就是与伤寒病进行殊死斗争的总结，是中医学家拯救了成千上万民众的生命。宋金元时期，由于战争不断，社会动荡，疫病流行，北方外感病盛行，中州脾胃泄泻居多，南方以温热病，阴虚精亏为甚，产生了寒凉派，补土派，攻下派和滋阴派，根据疾病谱的改变，中医学家探索新的施治方法，把频临死亡的民众解救过来。明清瘟疫流行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从永乐六年（1408年）至崇祯十二年发生大疫19次，其中1641年流行的瘟疫遍及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淅江等地，迫使医家投入探讨温热病的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，产生了温病学派，对防治流行性疫病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。2003年SARS期间我国成功组织了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临床研究，研制了SARS中医药诊疗指南，并在WHO的主导下在国际上推广，是中西医结合挽救了亿万群众的生命。象这样的例子，举不枚举，如果没有中医，不知多少人成为冤鬼！除疫病之外，中医在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科等方面也有所建树，维护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种族繁衍。

1840年，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，同时也带来了西医。在民族虚无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思潮影响下，国民政府卫生部门一度要取消中医，由于全国中医人与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抗争，才使中医得以保存下来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中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，形成了龙蛇共舞的中国特色的医学奇观。目前在全世界，东学西渐的呼声逐渐盖过了西学东渐的呼声！

中医药体系既有科学属性又有人文属性。其科学性突出表现在其揭示了生命、健康和疾病的规侓，并建立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应对方法技能体系；其文化性突出表现在其完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宇宙观，人生观和价值观，镶入炎黄子孙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之中。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，首先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，而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，当务之急是实现中医的复兴，因中医是中国文化最杰出代表。

世界卫生组织《2010年世界卫生统计的》报告：“中国2008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4岁，人均医疗费用108美元，美国人均预期寿命78岁，人均医疗费用7285美元，是中国人均医疗费用的67倍”。中国“费寿比”（国家支出的人均医疗费用与人均预期寿命之比）最低的秘诀在于中国有中医。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，中医的贡献率将越来越大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，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。中医药以人为本，崇尚和谐，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，倡导大医精诚的职业医德，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识方式和价值取向，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。

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几经曲折，几经磨难，推不倒，砸不烂，中医的顽强生命力在于疗效，在于它深深植根于广大老百姓之中。

中医，我爱你，我为你而生，我为你而死，天佑中国有中医。